文建评论文章：多年以后回眸，历史学家复盘中国红朝，按许成钢教授的诊断，红朝亡于该苏俄孵化政权的基因缺陷，其制度根本上与自由不能兼容，于是短暂的经济自由与局部开放，很快被执政安全的恐惧所摧毁。
如果按陈志武教授开创的量化历史研究的思路，寻幽探微，发现红朝的大崩溃，竟然始于为打压私营房地产业而设定的“三道红线”，标志性事件，就是恒大公司的倒下，成了导致红朝财政崩溃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而非民选政权的倾覆，必定都从财政崩溃开始。
土地由政府垄断下的中国私营房地产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的包税人，包税是为了降低政府征税成本，提高征税效率。但在政府自家的国有房企发展壮大之后，政府开始以“四限”（限购、限贷、限价、限售）来强化对房地产业的控制，但地方财政仍高度依赖包税人的贡献，四限之下包税人仍然生龙活虎，还在跑马圏地扩张地盘，于是龙颜震怒，于2020年8月20日再下“三道红线”令（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死死勒住了奔跑中的房企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