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评论文章: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讲了明末崇祯皇帝的故事,然后论述李自成建政之后骄奢淫逸,很快“亡国”。毛泽东要求中共高级干部学习。
今天,被认为崇拜毛泽东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崇祯的故事却不让讲了。最近,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被要求全面下架。
据网友查证,这本书其实是2016年出版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故宫出版社)的更名重印。尽管上海文汇出版社称下架原因为“印刷问题”,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遭遇了新时代的“文字狱”——随着舆论中“今上”与明朝这位“亡国之君”的关联越来越多,这一话题也就越来越敏感,尤其是新版书名以及封面推广语让人浮想联翩:“勤政的亡国君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看懂崇祯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绝路”。
“亡国之君”亡掉的到底是什么?
至少从2015年开始,就有评论文章指“毛似洪武,习如崇祯”,并有网民总结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模式是“崇祯模式”。据悉,近年来已有多篇谈论崇祯的文章遭到审查删除,进入“404档案馆”。
作为一个投机文人,郭沫若的历史考证不够严谨,但是他对崇祯皇帝的看法和陈梧桐先生大体一致:虽然他勤于政事,厉行反腐,但是独断专横,治国无能,昏招频出,最终葬送了大明江山,砍杀多名家人之后,自缢于皇宫后面的煤山(今北京景山)。
明思宗朱由检是清朝入关前最后一任明朝皇帝,年号“崇祯”
陈梧桐的书是为大众所写的学术著作,既没有做“国师”的投机之心,也没有政治进谏或者异议讥讽之意。但是,他笔下的崇祯皇帝,怀抱中兴之梦却无所作为,打压党争却按下葫芦起了瓢,喜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却又能力不足,无论如何很容易让人产生现实的联想。
现实联想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更看重“歪脖树上吊”的结局,带有愤怒的诅咒性质。同样的情绪还见于“素女愿一生吃素”而“祈翠”等网络迷因。另一类则着重于历史镜鉴,期望当权者吸取血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习近平似乎颇有一些“亡党亡国”的忧虑。
据称他很看重所谓“苏联解体的教训”,曾在内部讲话中说:“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还痛心疾首地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实“亡党”和“亡国”是两回事。崇祯作为“亡国之君”,亡掉的也只是一个家族世袭政权而已。如果国家是指土地和人民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亡国”之说。取而代之的清朝不也被认为是中国吗?而且还出现了令民族主义者骄傲的“康乾盛世”。
现代国家都经历过政权的更替和消亡,而且还一直在重复这个经历(比如每四年一次的大选),并没有什么“亡国之恨”。对民众来说,历史上的“亡国之恨”,除了“忠君爱国”的洗脑教育之外,还来自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因此,人们盼望能够长治久安的“好皇帝”。
资料图:2016年4月出版的“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拟为毛泽东。
历史的纵向比较与现实的横向比较
然而,“好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按照现代人权标准,所谓汉唐盛世也充满了奴役和剥削。我们不必苛求于古人,但是更不必用古人的“低人权标准”来苛求现代人。
我之所以提到郭沫若的文章,是想说毛泽东是一个熟读历史的人,中共官方宣传说他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结果又如何呢?他成为了一个“好皇帝”吗?他当然没有白读,因为他学到了各种权谋伎俩和冷酷无情。随便一说,崇祯皇帝也饱读诗书,他从中学到的大概也是这样的东西。
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习近平也对古代历史有兴趣,但是他对中共党史和苏联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已经可以让我们发出疑问:用崇祯皇帝的故事提醒他有用吗?如果有用,会是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的纵向比较远远不如现实的横向比较重要。陈梧桐先生在他的《崇祯往事:明帝国最后的图景》一书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比较,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他说:“晚明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但是明朝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世界市场的雏形已初具规模,全球化趋势已初露端倪”,“未能抓住这个基于,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推动社会的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快速向前发展”。
在我看来,假如明朝统治者抓住了这样的机遇,让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那么就跟西方民主国家的经历一样,世袭专制王朝那样的“国”也是必然要亡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