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小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在家门前
大气层河流 (陈 冲)
平安夜我请了两大家子的人来吃饭，菜谱是烤烟熏里脊肉、烤孢子甘蓝、煎狮子唐辛子、焙枫叶糖浆红薯泥盖碧根果、红酒炖牛腱牛筋。我从上午就开始准备，调制腌肉的汁、烤红薯剥红薯……我享受一个人在厨房的时间，把思想集中在香料、温度这样单纯的事情上。手机一直低声播放着新闻，其实我也没留神听。也许因为母亲从小培养了我对科学词汇的兴趣，“大气层河流”这几个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天气预报说，这条天上的河，从夏威夷附近的热带太平洋一直流到了加州上空，在海岸山地受迫上升，将在旧金山地区导致大量降雨，持续十天到两周。
果真圣诞节一过，就一连下了几天瓢泼大雨。雨点啪啪敲打着窗户，我裹着毯子在沙发上看《人生切割术》。这部剧以超现实和幽默的手法，把常人所讲的“工作/生活平衡”推到了极致。在一家神秘的巨型公司里，有一个楼层的员工，由于不同的个人原因，自愿接受“切割”手术——把他们的意识和记忆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彻底分开。他们的两个自我——办公室里的“innie”和办公室外的“outie”——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不知道彼此在另一个时空都做了什么。
我很少追剧，但是小女儿文姗说这是她今年看过最好的剧，她一连看了三遍，我便决定看一看。两个女儿的内心世界对我都是个谜，我希望从她们爱读的书、爱看的剧中去了解她们的心灵。文姗的青春期经历了不少曲折，我能想象她非常认同Helly的困境，以及她想挣脱束缚的欲望和勇气。同时，隐埋在剧情中更大的主题——例如自我和人性的构成、自由意志、选择的假象等等——也一定在潜意识里困扰着文姗和她的同代人。
陈冲与大女儿在庞贝古城
看完一季已是深更半夜，我到地下室去拿旅行箱——彼得和我计划去洛杉矶与他的父母、兄妹共度新年。打开灯，我吓一跳，整个地下室和车库都淹水了。我赶紧跑上楼去叫醒“彼得医生”，我说，有急诊，快起来抢救房子。他常在值班的夜里被喊去抢救心肌梗塞的病人，这回是自家房子地下水管梗塞了。彼得睡眼惺忪跟我下楼，一看见车库里的“河流”立刻清醒了。我们同时卷起裤管，我找来一个长柄簸箕，用它把水铲进塑料桶里，他再把水提到马桶倒掉，这样来回折腾了起码一两百回，也没见什么效果。水继续从车库门下溢进来，越涨越高。我像上了发条一样，岔开弓箭步有韵律地铲着。彼得刮目相看，他说，谁能相信我老婆现在这个样子，你可以种地养活一家人。我说，我骨子里就是个农民。
几十年前的一个圣诞节，闵安琪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看我，跟我同住在当时的一个男友家。她清晨去机场之前我还在睡，醒来看见她留下了一封两页的长信，写在包礼物的半透明纸上，一尺多宽两尺多长。她在信里说，“……他的本性、为人是否善良等等，都有待你去观察、发掘，他对你‘农民’的一面是否也喜欢，这很重要，你这个皇后是‘贫下中农’出身，这需要有特殊眼力的人来欣赏。我对以上这些问题一点把握也没有，你一个人闯，我很担心，怕你受欺侮……”年轻时接到的情书，甚至母亲写给我的信，我全没有留下。但这封信几十年来被我搬到东搬到西，一直都在。
到早上五六点钟，我的腰肌开始颤抖，手也磨出了泡。我跟彼得说，算了，我们举白旗投降吧。
见到这栋房子之前，我根本没有要搬家的念头。但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我就爱上了它。这是一栋建于一九○九年的房子，它的几何形线条很特殊，很深的斜角屋檐下，有一个舒适的矮墙拱廊；正中央有一个很宽的阶梯，两侧有相配的大花盆；开放式的房型，四面都是成排的窗户，像一条“光幕”围绕着房子。
彼得对我突如其来的想法感到不解，说，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家。我自己也觉得莫名，无法用逻辑解释这一欲望。我说我爱上了它，他半开玩笑地问，是真爱吗？我说是的。他说，那就搬。换房子这件跟结婚差不多等级的人生大事，就这样被草率地决定了。
后来我知道这栋房子是典型的“草原学派(Prairie School)”建筑，它的结构强调水平线条，而不是垂直线条——因为当时这个年轻的国家，相比大多数古老和高度城市化的欧洲国家，拥有更多开放、未开发的土地。“草原学派”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他提出了“有机建筑”的理念，主要宗旨是结构应该像是从环境自然生长出来的。用赖特的话来说，“草原学派”是看起来好像“嫁给了土地”的建筑物。
这栋房子的建筑师叫查尔斯·惠特西，跟赖特一样，也是美国“现代主义”建筑鼻祖路易斯·沙利文的徒弟。一九○六年的大地震与火灾之后，惠特西设计了这座城市的许多重要建筑。我们小区的三十六栋房屋陆续建于一九○五到一九一一年之间，惠特西先后设计了七栋。那个时期的旧金山，大多数房屋是欧洲“维多利亚式”和“爱德华式”的。惠特西把发源于美国中部的“草原学派”引进了加州，应该算是这座城市“现代运动”的审美先锋。
邻居送给我们一本介绍小区历史的书，里面有这栋房子刚刚建成时拍的照片。除了油漆的颜色不同，还有两扇窗口被封住了以外，它几乎跟当年一模一样。帮我装修的人问，要不要拆掉房子里一些没有功用的旧物——比方叫唤用人的电铃、收在墙里的烫衣板，我说全都要留下。现在被水淹了的洗衣房里，原有并排三个巨大的搪瓷洗衣水槽，搪瓷极厚，每只都有好几百斤重。我为了放洗衣机和烘干机，只好拆掉了其中的一只，却也不舍得丢掉，至今还在锅炉房的地上放着。
我们家是房子的第三个屋主。第一个主人是银行家、慈善家J.亨利·梅尔（J. Henry Meyer)，他为建设加州做过很大贡献，斯坦福大学原来的梅尔纪念图书馆(J. Henry Meyer Memorial Library)就是以他命名的。这个小区是梅尔与长期合作者Antoine Borel共同开发的，梅尔邀请惠特西为他和女儿分别在这里设计了两栋“草原学派”的房屋。
第二个屋主几十年来没有好好维修房子，我们搬进来后的第一场大雨，客厅就漏水了。两个女儿都不愿意离开她们生长的地方，称这个家为“你的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她们说，你要感受历史，可以去博物馆，或者去参观废墟。
我对旧物的迷恋，好像是从姥姥走后开始的。“文革”期间，为了不引起抄家者的注意，姥姥把两只明代茶几和一套四只的清朝茶几，放在了厨房的阴暗角落里，上面堆满了锅碗瓢盆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久而久之，我们完全忘记了它们不属于厨房，毫无顾忌地在上面放滚烫的锅子，切菜、揉面。姥姥去世后，我突然留意到它们，想起一张老照片，曾外祖父一家站在一个古色古香的苏式庭院，他们的身后是一栋黑瓦矮房。我以为这些明清家具来自曾外祖父的家里，想保存家传，就把它们带回了美国。多年后我在无意中得知，它们是姥姥当年从逃去台湾的人手里买来的。母亲说，那时候逃跑的人丢盔弃甲，很多名贵的东西都被三钱不值两钱地卖掉。
爷爷去世后，父亲分到两只古董日式围棋桌。我不清楚它们是怎么来到爷爷家的，也许是日本投降后从撤离的日本人手里买的。小时候每个周日去那里吃午饭，我从没见过他们下围棋，不知为什么会有两只这么考究的围棋桌。棋桌是由大约一尺半宽半尺高的整木制成的，一棵树要长多少年才能长到这样粗啊。父亲把一只棋桌垫在高大的立式空调机下面，再把另一只垫在阳台的花盆下面。对他来说，它们都在家里起到了宝贵的作用。一天我偶然去父母家的阳台，注意到那里的围棋桌，它经受了多年日晒雨淋，已经开裂和腐烂。我跟父亲说，你把它送给我吧。父亲说，你有用啊？那你拿去吧。过了几天，我贪婪起来，又问父亲要空调机下面的那只棋桌。他有些为难地说，那空调机怎么办呢？空调很重，这东西垫着最稳。我请人做了一只坚固的木箱垫在空调下面，把两只围棋桌带回了美国家里。
这些旧物经过自家几代人的浸润，是有情之物，自然让我珍惜。我为什么对别人的旧物也那么感兴趣呢？还真讲不清。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以一种集体的方法，保存关于我们生活和时代的信息，并将它们传递给未来。从最早的歌曲、陶罐、洞穴壁画，到后来的石雕、卷轴、绘画和书籍。我们把它们放在图书馆、修道院和博物馆里。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在这个四维时空连续体中，我们在任何时刻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只是整体的一丁丁点。也许我们需要用传承来挽回对生命的遗憾，来瞥见未来？
每到一地我都会去那里的废墟——慕田峪的野长城、秘鲁的马丘比丘、墨西哥的玛雅遗址——从断壁残垣里看到人类曾经的辉煌，也看到地球上每一个终将被自然吞噬的文明。
大女儿文婷九岁的时候，我想给她与我单独相处的时间，把她带到了卡碧岛过新年，然后驾车从那不勒斯到庞贝古城。庞贝建于公元前四世纪，在公元七十九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埋没，直到一七四八年才被发现。我们在古城的石街徘徊了很久，太阳下山了，文婷还不想走。她停留在一个玻璃橱柜前，瞪大眼睛研究着里面被岩浆定了格的人体。她很小就对怪异、神秘的东西着迷，爱听恐怖故事。文婷严肃地站在那里，我问，你在想什么？她转头，冲我做起怪脸，笑着模仿起那些扭曲的身形。不知她是否在掩盖某种恐惧？她是否从那些岩石的身躯看到永恒的痛苦和挣扎？
早上七八点，水管工到了，他为房子的整个下水道系统做了“血管造影”（彼得的术语），发现这些一百多年的老瓦管，很多地方被树根入侵，有些地方因地形变化而断裂。听了彼得和我的“房屋保卫战”后，水管工说，你倒到抽水马桶里也是去同一个下水道，又从那里溢出来跟雨水一道流回来。原来我俩折断腰板的劳动，是西西弗斯般的徒劳枉费。
陈冲家门前的水管
正在焦头烂额，我接到金宇澄从上海发来的微信，问，你接下来写的已经想好了？我跟他一通抱怨后，他跟以往一样耐心地帮助我疏理思路，他说，也许能成为一种隐喻，积压到一定程度，完全断裂阻塞。接着我们聊了一通地下水管，他说，在上海这种管道都喜欢用水泥，相对结实许多，还有好多人用PVC的。我说，很长的管道，在加州一般换铸铁的。他说，我自己在黎里镇修建老宅也遇到下水道的麻烦，上个月，他们把一棵柿子树种在了一堆管道上。我说，他们告诉我铸铁的管道刀枪不入，可以用一百年。他说，想到可以管用“某某年”，蛮虚无的……
这一年来，老金总是这样，或闲聊式地、或直截了当地，在每月的这个时候来“催稿”。我竟然被他“逼”出了近二十万字，这是开始时万万没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