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是民生公司卢作孚长子卢国维的女儿。
卢晓蓉记得，爷爷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可即使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和她逗逗乐，或者带她出去兜兜风。对于卢作孚，膝下的第一个孙女晓蓉就是他最好的人生藉慰。
民生公司的老人也曾记得，民生公司开会时，年幼的卢晓蓉就在台上走来又走去，卢作孚也不会干涉，任她来回地溜达。
1959年秋天，卢晓蓉升入中学。
报到那天，她忽然从班级的花名册上发现了彭云的名字。彭云就是《红岩》中江姐（江竹筠）的儿子。从此，卢晓蓉与彭云成为同班同学。
卢晓蓉回忆说：“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倍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
她还回忆，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他还一直担任班干部。
有一次班上到渣滓洞举行纪念活动，不知怎么被认出来彭云就是江姐的儿子，现场顿时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卢晓蓉
卢晓蓉(二排中) ，彭云(前排右一)
为了安全起见，班上的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和眼镜与彭云“调包”，这才成功“突围”。
卢晓蓉形容中学时代的彭云，“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
彭云本人则更愿意把这种低调归结为天性，“我对别人的关注比较淡然，而且一直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上课看小说，还被老师没收过几次，可就是学习成绩好。我能一直做班干部，除了特殊身份之外就是成绩好，人缘好。”
卢晓蓉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在65年高考时，卢晓蓉落榜了。
卢晓蓉后来写道： “我第一次报考大学是1965年。其实早在1964年的夏天，我就嗅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有几位当年毕业品学兼优的学长因为出身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为我们树立了“脱胎换骨”的好榜样：“上山下乡，扎根农村一辈子”。
待到刚升上高三，工作组进驻学校这个特殊班，把好端端一个班拦腰“劈”成两半。“一半”是“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另一半”是“孤立对象”和“打击对象”。
于是上课时，“一半”坐前面，“另一半”坐后面；复习时，“一半”有老师辅导，“另一半”自力更生；考试时，“一半”开卷，“另一半”闭卷；政治试卷，“一半”的题目是“长大要接革命班”，“另一半”的题目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卢晓蓉即从班长、年级主席的“巅峰”，跌入了“另一半”的低谷。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卢晓蓉只能向高年级的榜样看齐，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就选择自己的出路。连续写了六份书面申请，要求不参加高考直接下农村。其实潜台词是，很害怕背上一个“考”不上大学的“坏”名声。
见到卢晓蓉的态度很坚决，当时的校长找卢晓蓉谈话。
“你不是说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考大学也是祖国的需要嘛，你应该带头考好。考不上大学再下农村也不迟。”
卢晓蓉知道，老校长在当时那种自身难保的情势下的心里话，寄托着他的祝愿和希望。
卢晓蓉就这样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前最后一次高考。高考前填志愿时，她在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十个空格里，无一例外全部填上了农学院。排名从北京农学院到最后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
哪知志愿表交上去后，班主任两次找卢晓蓉改填志愿，第一次说学校研究过了，她可以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那个系在全国都很有名。”
第二次又对她说：“北大化学系还不是全国最好的系，最好的要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你报考这个系吧。”
卢晓蓉没来得及核实梁思成当时还是不是系主任，就再次改填了志愿表。只是留了一手：其余九个志愿，仍是清一色的农学院。
最后结果当然是落榜，一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班主任得知后，若无其事地说：“大概是志愿填高了。”
时隔七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卢晓蓉看到了这张志愿表，发现“中学成绩”栏里除了体育80多分，其余都在90分以上。“优缺点”栏里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可是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写着“此生不宜录取”，上面还盖了一个母校的大红印。”
随后，卢晓蓉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劳动、工作、生活了13年。
1978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卢晓蓉犹豫了。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吧，有爷爷资本家的阴影；不填吧，又会犯有隐瞒家史的罪名。横竖都难堪，不如硬着头皮写吧，爷爷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
出乎意料的是，卢晓蓉竟成了全县第一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考生，而且还是华东师范大学。那一年，卢晓蓉已经32岁，并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从此，大学四年，彻底改变了晓蓉的后半生。
大学毕业后，卢晓蓉与当时录取她的吴铎教授，异地重逢。卢晓蓉问起：您当年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录取我？
吴教授回答：抗战时，我乘过你爷爷公司的船，从湖北去四川避难，特佩服你爷爷的勇气。
卢晓蓉，作为爷爷卢作孚最钟爱的长孙女，其命运，其悲欢，也深受爷爷的影响，好在最终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同学们都为她高兴。
而卢晓蓉的同班同学彭云的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
当年，29岁的江姐走向刑场的时候，她唯一带着的就是自己儿子彭云的照片。
江竹筠在临刑之前给彭云父亲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写下一封托孤遗书：“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孩子决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
彭云是谭正伦带大的，彭云曾说，“我和谭妈妈的感情与亲生的母子没有任何区别，我一直就叫她妈妈。”
1965年高考，彭云成为四川理科状元。清华大学招生的老师几次找他做工作，劝他去清华学习。
但彭云决定继承父业上军校，选报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
哈军工是军校，考生的身体条件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大学，身体方面最低的要求是满足陆军服兵役的条件。彭云体重不够，只有92斤，还戴着一副600度的高度近视镜，第一轮体检就给刷下来了。
后来，学院了解到彭云的特殊情况后，破格录取了彭云......
毕业后，彭云被分配到沈阳一家工厂。
1973年，彭云与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易小冶结婚。易小冶家在北京，她的外公是杨开慧的舅舅。
1975年，彭云调到了北京四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全家得以团聚。
1977年，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以后，彭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生。
随后，他又考取了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美国，先后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学习，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
1987年，彭云在中科院软件所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后，又前往美国。
从此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并成为了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是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终身教授。他的妻子易小冶也先后在美国取得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江姐牺牲在原“中美合作所”，她唯一的儿子却定居美国。对此，彭云说：“我就是想做点学问，没什么太大的志向，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想一直留在美国。后来，研究做得还算可以，就这么做下去了，回国的事也就拖下来了。从研究的内容来说，当时感觉国内比较看重两头，一头是纯理论，一头是完全应用，而美国学校里大部分是做中间段，适合我。”
彭云还说：“其实我总在想该不该回去。也曾经努力过，但想不好回国做什么，我似乎找不到着力点......我这个人就是爱念书，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踏踏实实做点学问。在现在这个学校虽然也很忙碌，但是很安静，环境宽松。在马里兰大学教课、带研究生，同时做一些行政工作，生活很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