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2020年3月18日）
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邓小平改革开放，西方看中国视野更宽广
毛死以后，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许多西方媒体派记者到北京。能报道的还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视野也比以前广阔多了。综合性的书开始出现。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余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马修斯和琳达·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俩，一位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是洛杉矶时报记者，合编了他们的“十亿：一篇中国编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对西方读者而言，要是说毛时代是吃小摊子，那现在是进了超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