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2020年3月18日）
林培瑞评论文章：在毛时代，西方记者有关中国的报道,一般都不能发自中国。他们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读北京发出来的官方报道的英文翻译，再加点自己的分析，很难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愿意说的政治表层。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传教士，拉达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头脑灵，能“倒着读”官方媒体，归纳出一些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在合肥附近抢救13名煤矿工人”，拉达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发生过可怕的大规模矿山灾难。拉达尼从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国新闻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学者的情况与记者差不多，只能远距离看中国。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学跟傅高义（Ezra Vogel）念了一门“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访问过从中国大陆跑过来的难民，讲课的内容主要是从访问录抽出来的。这方法虽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别的办法好。商人进不去中国，极少数的游客能进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欧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么几个，美国没有。美国60年代派了三个人到月球，到中国是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