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诺兰新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为什么美国来说那么重要，不得不提上世纪50年代初曾轰动一时的“罗森堡夫妇间谍案”——
1951年7月，美国公民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相继被警方逮捕，并随后因向苏联“透露核武器机密”的间谍罪被告上法庭。
在美国，一般被控间谍罪的案犯都会被处以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还有交换间谍的潜规则，且罗森堡夫妇当中，只有丈夫朱利叶斯·罗森堡是物理学家、兼美国共青团的负责人，在1945年曾向苏联提供过一些关于曼哈顿计划的情报，妻子艾瑟尔只是对此知情并帮丈夫打印了一些文件情报而已。
这样一对夫妻，会因为间谍罪被判多少年呢？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引发了巨大争议——死刑，夫妻俩都上电椅。
法官在判词中对罗森堡夫妇的定罪非常严厉：“你们没有亲手杀人，但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杀人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凶手只是杀掉了受害者，而你们的行为让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指奥本海默等人）所预言的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你们应当为战争（指朝鲜战争）死去的美国人负责……
由于你们的背叛，历史转向了向我们不利的方向，现在全美国的民众都不得不为防止俄国人的核袭击做准备。”
法官的上述指控是否真实呢？从美国的国家立场去考虑可能确实是真实的。
《奥本海默》中有一个情节，当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主持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受邀去白宫见总统杜鲁门，席间奥本海默提醒总统，苏联人可能很快也会搞出原子弹来，要做好与他们谈判的准备，出身南方农民的杜鲁门自信而傲慢的回答——“他们永远搞不出核弹”。两人的会晤在基础认识上就南腔北调，最终不欢而散。
当然，最终历史打了杜鲁门的脸，8月29日，苏联就试验成功了自己的原子弹，成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苏核制衡时代由此开始。
那么杜鲁门的误判是因为他的傲慢与无知么？并不是。杜鲁门认为苏联永远（或者至少在他的任期内）搞不出核武器，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苏联当时并没有顶尖的核武器专家，且在当时苏联执行的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科学研究的方向完全听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学科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一个人的指挥棒转悠，苏联在1945年广岛核爆炸以前，几乎就没搞过像样的核武器研究，连理论预研也几乎没有。
而德国投降之后，瓜分纳粹的科技成果时，美国主要抢人，而苏联主要抢设备图纸。
但希特勒对核武器威力认识上的不足跟斯大林堪称是一对“卧龙凤雏“，他始终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个大号炸弹，不值得大力发展。所以给海森堡的研发资金始终没有超过同期给研究V2火箭的冯·布劳恩的十分之一。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纳粹德国核物理学家的很多构思还停留在他们的脑中，苏联人搞回去的图纸和设备都很粗浅，甚至还因为走弯路有不少副作用，比如像电影中所表现的，海森堡一直在使用重水而不是石墨作为中子减速剂。
所有这些，让苏联虽然在1945年以后在斯大林的紧急指示下决定对美国“奋起直追“，可是想在短期内研发出核武器，正常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如果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冷却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双方爆发战争，苏联确实很可能如杜鲁门所说的”永远研制不出核武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杜鲁门忘记了，当时的苏联对美国拥有一种威力不亚于现实核武器的“精神原子弹“——那就是美国当时知识精英当中，存在大量的苏联同情者，甚至崇拜者。
美国知识精英当时的集体“左倾“甚至”精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标榜”信仰自由“，那么理论上来讲，20世纪兴起的几个新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甚至纳粹主义，也都可以在美国合法传播。这导致战前美共的力量一度非常强悍，《奥本海默》所表现的美共当时频繁举行集会、社交酒会，美国知识界名流频繁受邀抛头露面的场景完全是真实的。
其次一点是因为在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盟友，为了说服美国民众对苏联提供大量的战时援助，美国媒体对苏联的报道一度是非常正面的，在斯大林因为大清洗已经在苏联国内树立无可动摇的权威的时候。美国很多报纸依然将其亲昵的称呼为“约瑟夫大叔“。
而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苏联的经济体制确实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一点在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影片中有人问奥本海默他是不是美国共产党，奥本海默的回答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不，我是新政民主党人。”——这里的”新政”指的就是罗斯福新政，作为试图挽救大萧条后美国经济的新政策，罗斯福新政一直被共和党批评为“从《资本论》上抄下来的“政策。所以当奥本海默的所谓”新政民主党人“与当时美共在主张上的差距其实非常微妙。
这使得大量美国知识分子虽然从来没踏上过苏联的土地，但对苏联却充满好感。在40年代末的美国，你在只是沙龙里喊一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左派知识分子可能真的有人信。
再加上二战中，苏联作为与德国对抗的主力，被很多美国犹太人、以及战前逃难来的德国犹太人，视为帮他们实现“复仇”的恩人。这导致美国犹太科学家中确实存在大批苏联同情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与苏联分享核武器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当时的美国有大量像奥本海默一样的顶尖核物理学者，的确被他们搞出来的原子弹的威力吓怕了。
“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是电影中奥本海默一再引用的名言，这背后的情绪是很多顶尖科学家惧怕自己的造物也许会在未来屠灭人类。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会认为，制衡这种力量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世界上另一个大国也成为有核国家，以便让双方达成核制衡。
于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就上演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可能影响最为深远的泄密事件。1949年当苏联原子弹引爆时，美国人发现苏联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既几乎没有走弯路，也没有曼哈顿计划那样大的投入，最初搞出来的核弹在各方面还跟美国的十分相似，瞎子都能看出来，显然是泄密了。于是杜鲁门就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排查总计10万余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研究者。
而排查的结果显示，确实有大量顶尖科学家有意对苏联进行了泄密，比如电影中所提到的英国学者克劳斯·福克斯。其实影片说他是”苏联间谍“是不确切的。准确的说，福克斯出生于德国，后来入籍英国，前半生他在苏联一天都没有呆过，但他就是一个异常虔诚而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坚信苏联是自己的精神祖国。所以他主动联系了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并无偿提供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核武情报。
这其中就包括但不限于：
1、不用铀235，用钚也能制造出原子弹。
2、在反应堆的天然铀中能直接提取钚。
3、不仅是重水，石墨也能作为中子减速剂。
4、提供了原子弹“小男孩”的尺寸、炸弹的引信结构装置、所有的数学计算、设计图纸等情报。
据估算，仅仅福克斯一个人，就至少帮苏联节省了五到十年的研究时间，所以此公被移交英国坐了9年牢出狱后移居东柏林，在苏联阵营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并幸运的死在了苏联解体前夕。也算是颇为传奇的一生。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作为整个曼哈顿计划主脑的奥本海默，到底对向苏联泄密保持什么态度。
这个回答其实非常微妙，因为如影片所表现的，奥本海默的弟弟、前女友、妻子，都曾是美国共产党员，他本人也自称“新政民主党”，毋庸置疑的是左翼思潮的同情者。所以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曾经"以他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起诉，甚至怀疑他为苏联的代理人"对奥本海默进行安全审查并吊销其安全特许权。并在1954年长达四周的安全听证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本海默案件"。
尽管诺兰在电影中将该案描绘成政客施特劳斯个人对奥本海默的陷害，但有更多证据表明，该案就是美国政府主导推动的，罗森堡夫妇上了电椅之后，旨在国内清除“精苏”的麦卡锡主义一度达到高潮，奥本海默在整个过程中“顶峰冒进”，说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话，比如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暂停对氢弹的研发，因为这种武器的威力过于巨大已经足够威胁到了人类整体安全，他幻想美国能以“研发氢弹”为筹码与苏联展开谈判，双方都保证不研发不制造这种武器，以达成制衡。
从这种提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顶级科学家，奥本海默其实既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苏联、更不了解人类残酷的政治逻辑。人类的“核制衡”不可能以他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去达成，美苏之间的核裁军，是晚至1970年代冷战高峰期过去后才成为可能的。在核军备达到极致的疯狂，互相毁灭数百次之前，两个大国注定谁也不可能先松开互相瞄准的扳机，坐下来好好谈判。
奥本海默的呼吁，宛如唐吉可德与风车作战。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奥本海默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美国核物理学者的矛盾、纠结是错误的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至少奥本海默的这种纠结，展现了知识分子人性中最伟大的那一面光辉，那就是不甘将自己和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一起工具化，而时刻审问人类的技术是否向善的那种自省精神。
同时代的纳粹德国也有很多很“听话”的科学家，他们很多从来不追问自己研发的技术是为了做什么，比如有人曾指责火箭之父冯·布劳恩“走过V2火箭工厂堆积如山的犹太苦工尸体堆，甚至不屑于去瞧一眼”。冯·诺依曼无论为谁工作，总之要把人送去月球的追求也许是伟大的。但他的人格并不伟大，因为他在追逐技术的时候不会犹豫，不会思考自己的技术是向善还是向恶。
但奥本海默会，奥本海默的很多同事会，于是他们才会奔走呼吁，试图让技术停下来，等一等人类的良知。
是的，这种呼吁也许是违反技术本性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但人恰恰是因为有这种幼稚，才得以称之为人。当人的道德标准向兽看齐，他就连兽都不如。同样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只满足于将技术做技术性的应用，他就也就不成其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只允许这种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或许有一个名词，更适合曼哈顿计划之后先见之明的为核控奔走呼号的奥本海默——公共知识分子。
是的，那个时代的奥本海默，对他“苏联代理人”的指责也许子虚乌有。但“公知”这个如今被严重污名化的名头的确适合他——他关怀的对象已经不再仅仅是核技术，甚至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上升到了更高的层级，他在试图达成人类的和解，避免我们走向互相毁灭的危机。
我们怎样不会自己的死神？奥本海默的纠结与敢言都是对这个问题的求索。
有这样精神的人，是可敬的，不允许这样的可敬者存在、甚至群起而迫害之的时代才是可鄙的。所以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诺兰反而选择用黑白电影的方式去刻画时间更靠后的50年代“奥本海默案”——不管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那种过度的纠察与迫害都应该用“黑暗”来形容。
有趣的是，走过这段黑暗时代之后，美国人对奥本海默的理解与评价。虽然遭受了小人与纠察者的蓄意陷害，奥本海默依然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同情，大多数美国人将他视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与殉道者。他受邀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所长直至退休。
片尾提到的“年轻参议员”肯尼迪在担任总统后，试图以颁发"费米奖"的方式为奥本海默平反。不幸的是，他在仪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了。他的继任约翰逊于1963年为奥本海默颁发了费米奖。
在授奖仪式上，当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见状，赶忙伸手去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是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而约翰逊对他的回答更为精妙:"我想，今天的仪式是需要您的胆量和宽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光明前景的预兆。"
是的，也许公众和他们所选出的政府一时无法理解很多思想前行者们的担忧与呼吁，但知识分子的胆量与宽容，终究是人类光明的预兆。从肯尼迪到诺兰，人们终于还是弄懂了这一点。理解了奥本海默。
这终归是一种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