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近年来，在某些话题上，诸如此类的字眼总会高频闪现。
这些天，拜登政府正酝酿着继续加码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杀敌自伤论”再度泛起。
7月17日，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CEO齐聚华盛顿，跟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拜登政府高官会面，反对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
同日，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敦促政府停止采取更多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美国三大芯片巨头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的CEO正一起游说拜登政府。从左到右分别为：英特尔CEO基辛格，高通CEO安蒙，英伟达CEO黄仁勋。
看着这新闻，很多人又摆出了“被我说中”的预言家Pose。
说美国加大芯片封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
数据就摆在那：中国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也是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市场，近几年每年进口量占到全球芯片产量的70%以上。
英伟达的总营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约20%；英特尔的全球销售总额中，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到了约1/4；高通的总营收中，中国市场占比更是高达60%以上（高通是唯一一家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授权向华为销售移动芯片的公司）。
需求这么旺盛，有几个芯片巨头心甘情愿失去中国市场？
可以预见，拜登政府的“最严封锁令”一旦按下启动键，那出现的局面必然是：今晚赵公子的消费，由全场买单。
拜登政府就是那个“赵公子”。
饶是如此，在当前局面下仍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立论框架看芯片战争，不免有些简单了。
冀望美国三大芯片巨头的游说能让拜登政府回心转意，也是心怀侥幸。
说白了，“杀敌自损论”，仍是将芯片问题置于商业利益本位的视角下打量。
可时至今日，芯片问题早已演化成一场战争——这不是比喻，而是实指。
是战争，就意味着，它更多的是关乎政治，而非经济。
在战争视野中，“自损八百”未必能构成“杀敌一千”的阻却因由。
当三体人下定决心要不惜代价用智子锁死人类科技进步时，你跟他们说“那样代价很沉重”注定是徒劳，他们想的也许是“我先锁死再说”。
一
“2022年有两个日期将被历史铭记，一个是俄乌冲突升级的2月24日，另一个就是10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人工智能专家格雷戈里·艾伦说。
10月7日，是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发布出口管制新规（EAR）的日子，新规内容主要就是限制对华芯片出口。
在许多人看来，俄乌冲突是战争，美国对华芯片封锁则是竞争，二者对应的时代镜框分别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
可事实上，大国们在芯片问题上的博弈，也是一场战争。某种程度上，这是跟热战有别的更为现代的战争。
这类战争的引线，通常是政治、国力、价值观上的冲突日益凸显，安全则是最常用的名义。
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引发多方热议。
眼下已经打响的这场芯片战争，脉络已清晰可见：它最早可追溯至2018年美国禁止福建晋华电子购买美国芯片制造设备，随后5年里，美国两届政府陆续出台了八条针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直接对中国科技企业断供，打击对象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
限制中国半导体生产制造企业获得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材料，限制对象包括中芯国际、长江存储等；
限制国外芯片企业在中国投资，几乎所有芯片巨头都囊括在内。
还有几个标志性节点和事件是：
2022年8月，美国芯片法案正式生效，法案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提供520亿美元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在美国本土建设芯片企业；二是限制和阻止芯片企业在中国技术升级和增加产能。
去年起，美国主导，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的“芯片四方联盟”渐次成型。
截至今年6月底，美日荷三大芯片设备制造国家均采取了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如果你5年前告诉我这些规则，我会告诉你，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我们肯定是处在战争状态。”在《这是一种战争行为：解码美国对华芯片封锁行动》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亚历克斯·帕尔默引用了美国高级半导体分析师缪斯的话，直指这就是“An Art Of War”。
战争中终有攻防。从今年5月禁止在“关键国家基础设施”中使用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产品，到7月初明确8月1日起对镓、锗实施出口管制，中方的应对被视作已迈出反制的步伐。
二
俄乌冲突，芯片封锁，这两场“战争”，为孙立平教授所说的“大拆解”提供了现实注解。
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主要经济政治体相互依赖的基础上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赖分别是：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
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依赖
而今，这三重依赖正被一层层拆解。
大拆解，体现在经济维度就是逆全球化，体现在政治军事维度就是显性或隐性的战争。
近年来，美国以“友案外包”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就是大拆解的表征。
只不过，在脱钩断链的双刃剑也刺伤了美国自身肌体的背景下，美国将口径从“脱钩”软化为“去风险”。
可也得看到，美国松开封锁的目录中，并不包括芯片。
前些天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7月17日接受采访时就说，拜登政府正在设计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不会是“宽泛控制”，而是“针对性狭窄”，主要侧重于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
美国财务部长耶伦称，拜登政府正在设计的对华投资限制措施不会是“宽泛控制”，而是“针对性狭窄”。
为什么美国有意为摩擦烈度降频的同时，却执意在芯片封锁上加码？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未来中美竞争胜负手中的胜负手。
在今天，如果说，有哪样技术能对应《三体》中的智子，那恐怕非芯片莫属。
所有电子产品都离不开芯片，量子计算与AI等尖端技术也离不开芯片。没有芯片，iPhone运行不下去，ChatGPT也成不了“Chat独秀”。
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中就表示，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芯片和贸易、科技、资本等一样，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他断言：芯片创造了现代世界，各国的命运取决于它们驾驭计算的能力，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很可能由计算能力决定。
由于芯片供应链代表了未来竞争制高点，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芯片产业布局上发力。
英特尔CEO基辛格说：过去50年，石油储备的位置决定了地区局势，而未来50年，芯片工厂建在哪里更为重要。
三
许多人依旧是拿商业视角看芯片问题，却没看到芯片从来都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从诞生起，它就经常跟政治问题搅在一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星球大战掀起。为了降低宇航器上的电路尺寸功耗，美国贝尔实验室于1948年发明的晶体管开始被派上用途，这成了芯片产业最早兴起的肇始。
在被大规模商用和民用之前，芯片产业满足的是军用之需。
从阿波罗计划到民兵Ⅱ号导弹制造，美国用半导体技术提高了国防和军事中的精准制导能力。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之所以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也与此相关：它摆脱了二战时的钢铁洪流，在芯片技术支撑下，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得以对伊拉克精准打击，兵不血刃就赢得了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