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两类国家：以色列，以及其它所有国家。
从很多方面来说，以色列原本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国家，但它竟然生存下来了，也因此而具备了其它国家所没有的问题。
它不是第一个在诞生之前就已有理念描绘出来的国家，也不是第一个由移民或流亡者建立的国家，但却只有它既如此之新、又如此古老；它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常给人一种同质化的印象，但“犹太人身份”的来源其实极其复杂多元，被承认为“犹太人”的，仅在体质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差别，苏联时期曾嘲笑犹太人这个概念“如同说凡有红头发或某种鼻型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可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没说错。
最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以色列至今仍是一个处于不断“形成中”（becoming）的国家，它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肯明确其国境线的国家，而且关于以色列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其内部一直争论不休。
这使得它的存在始终面临着某种不确定性，仿佛一个住在地震断裂带上的人，就算是在自己家里也无法安睡，时不时就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一场地震，把自己所熟知的家园夷为平地。
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在本书一开头就已深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我记事之始，我就知晓了恐惧，那种真切的恐惧”，虽然他小时候的以色列是一块富有活力的希望之地，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色列] Ari Shavit 著，简扬 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然而，我总觉得，在那时的家乡，在富人们豪华的宅邸和漂亮的草坪之上，似有暗波汹凶涌。我恐惧着，总有一天，这汹涌的暗涛会吞噬掉我们所有人，就像神话中的大海啸―样，摧毁海岸，将以色列一扫而空。也许，以色列会成为另一个亚特兰蒂斯，迷失在海洋的最深处。
在这里，希望有多大，这种恐惧与脆弱就有多大，两者之间似乎维持着某种恐怖均衡。危机感，是这个没什么矿藏的国家里从不匮乏的物质，有时或许是它最大的财富，另一些时候则是挥之不去的折磨。
老实说，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去这样一个地方建立家园——如果他们当初能预料到以色列的未来的话。这当然源于犹太民族特殊的境遇。在大流散之后，如果犹太人在欧洲能不被歧视地好好生活，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也许永远只会停留在纸面上的设想。
众所周知，写出《犹太国》的西奥多·赫茨尔是受1894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刺激才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而以色列这个国家最终能在1948年得以成立，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于纳粹德国在1933-1945年间大肆迫害犹太人。曾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和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其自传中说得明白：“所谓犹太人问题（当然它实际上是基督教问题）基本上是犹太人失去家园的结果。”
欧洲是以色列“代孕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是欧洲社会无法或不愿消化之后而被吐了出来，被迫重返据说是他们祖先所来自的土地上去。纳粹大屠杀已使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犹太民族不想被灭绝，重建家园以自我变革乃是唯一的出路。
相关的故事已被人讲了太多遍，每个但凡对历史有点兴趣的中国人大概也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阿里·沙维特的讲法略有不同：他是在过往的一百二十年间，选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和事件，来讨论这一历程。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怎样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设想，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英勇的斗争而逐渐变成现实的，但正如有句话说的，“当你抱有理想时，小心它实现的时候”，因为它会带来完全不可预知的结果。
故事的起点选在1897年，那一年，他的英国籍祖先第一次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这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召开的年份，在会后，赫茨尔在日记里写：“我在巴塞尔创建了犹太国。如果我今天这样说，迎接我的会是笑声。也许在五年之内，肯定在五十年之内，每个人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国。”
他的预言不可思议地准确——只差了一年；但如果当时别人会嘲笑，那是有情可原的，正如英国的这个考察团所见，当时这片土地十分荒凉，仿佛远古以来时间便停止了，以至于很少有欧洲犹太人愿意放弃优渥的生活移民到这里来。
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信奉的是：他们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
麻烦的是，那里其实是有人的。
设想固然重要，但要把它变成现实，靠的却是不懈的、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行动力。以色列不是凭空掉下来，不是有几个人来到以色列，宣读了一份独立宣言，它就成立了——当然不是这样，它靠的是无数实打实的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赫茨尔的空想之上，而是从一个个基布兹（集体农庄）中生长出来的。
一个以色列基布兹
那一代开拓者常常有着实践先行的理念，崇尚务实的行动而不管理论如何，就像梅厄夫人说过的，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真正怪诞的东西是，即使理论上他是十分错误的，实践中他却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
梅厄夫人本人也是如此，她有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觉得在民族患难面前，要么崩溃屈服，要么就是“咬紧牙关，继续战斗，不管有几条战线，也不管多久”。
对以色列来说，它后来的大部分头痛的问题，或许都可归结为一点：它太成功了。
尽管在以色列的传奇中，常让世人误认为这是一个弱小而脆弱的政体，但事实上当时缺乏组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社会完全无力阻挡用欧洲技术、资金、思想和武器所滋养起来的犹太人殖民社会。
在1948年独立之后，仅有65万犹太居民的以色列将兵临城下的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打得溃不成军，并在其后的四次中东战争中保持着全胜的战绩，便是明证。
犹太民族避免了再度覆灭的危险，但胜利带来了它独有的问题：由于胜利得太彻底，以色列杀死和驱逐了大批阿拉伯原住民，这成为始终困扰它良心的问题，并遭致世人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为了避免受威胁，它不得不占领一些地区，但这却没有使自己更安全，反而在付出大笔开支之后还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侵略者；由于一直胜利，它有时不知道在哪里才适可而止地停下自己的脚步。
所有这些，又愈加使得它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让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彼此达成妥协，和平共处下去，而胜利也使得以色列更难妥协——如果说黎巴嫩典型的部族逻辑是，弱小时怎么能妥协？强大时为什么要妥协？那么以色列其实也是如此。
此外，或许并非不重要的是，这些无始无终的冲突还强化了双方的受害者情绪，而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中的话说，“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件，历任以色列政治家对政治前景绝无幻想，而犹太人中也普遍如此。两度出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早在三十年前就曾说过，“你和十个美国犹太人走进一个房间，你就会发现，大概有两人相信，力量来自和平，而另外八人都相信，和平来自力量。”
内塔尼亚胡
就像 《群氓之族》一书中所说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诞生，就是不顾一切要活下去才实现的。”他们不寄望于彼此的善意，而是试图通过使得对方绝望来确保自己的生存。
这个小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打了五场战争和无数小冲突、不惜采取占领政策和先发制人战术、在连半导体收音机都无法造出来的贫困年代就勒紧裤腰带坚持秘密研发核武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迫使敌对的阿拉伯国家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以色列。
像以往的其它挑战一样，不必惊异，它这次也几乎做到了。然而对这个国家而言，和平却是仅次于战争的第二大威胁。
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之后，由于埃及转向“积极中立”，实际上意味着阿拉伯国家已承认现实，放弃了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念头。虽然威胁并未完全解除，但至少使以色列社会多多少少能够享受一点“正常社会”所具有的那种安心了。
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以色列终于真正繁荣富裕起来，它在人口和社会上的多元特质，几乎像是另一个美国（而美国早期的建国者也曾自认为建立了另一个以色列），只不过它从未享有美国那种安全感。
不幸的是，正如保罗·瓦雷里曾嘲讽的那样，“邻国的存在是一个国家防止连年内战的唯一保证。”在内部多元、歧异程度极高、尚未融合为一体的以色列社会，这句话真是说得再正确不过了——在这里，战争看来是比和平更好的熔炉。
正由于外部威胁减弱，1973年后以色列才开始放心大胆地在西岸建立非法定居点，而相反的和平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与此同时，以往被那种一致团结对外的要求所压抑的不同群体的呼声也纷纷浮出水面，这其中既有那些不满于成为二等公民的东方犹太人的高喊，也有受够了父辈紧张奋斗的年轻一代想要快乐地享受生活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推崇艰苦劳作、奋战和斗争的国家里，这原本像是不光彩的欲望。
在《我的应许之地》中，阿里·沙维特贯穿始终的都是自己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忧患意识：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在重重隐忧之中继续生存下去。虽然原本的外部威胁依然存在，但具体地看，在享受了一代人的和平（或“亚和平”）之后，以色列所遭受的主要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外部，倒不如说是内部。
这些年里，以色列经历了七轮不同的国内反抗：定居者的反抗、和平的反抗、自由司法的反抗、东方犹太人的反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反抗、个人享乐主义者的反抗以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而且根据托马斯·弗里德曼当年的洞察，“在以色列认同大辩论中，四大派系个个都相信别的派系会衰亡。”
在这众声喧哗之中，每个边缘群体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项吁求都是寻求公义的，都是在争夺“我所认为的以色列应该是这样”这一核心理念，并试图由此重塑这一犹太国家。
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反抗无一例外都是对原有秩序的潜在颠覆，他们的确各有道理，但沙维特则担忧它们的合力将会破坏以色列原先的凝聚力，变成一个“破碎的万花筒”，“统治集团崩溃了，明确的目标消失了，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分崩离析了。在反抗最激烈的时候，大熔炉本身熔化了”。这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因为
它们累积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它们没有将以色列发展成为一个运转良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也没有将以色列重组成为一个强大、多元化的多部族联盟，而是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令人刺激和兴奋、多元化、色彩丰富、精力充沛、可悲可笑的政治马戏团。
但这真的是坏事吗？照我的看法，这种多元声音正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正常的现象，其本身正表明以色列终于“正常化”了，它们之所以看上去像是“问题”，正是由于它在根本上有点“不正常”——它外部的威胁始终没能真正彻底地解除，因而才比任何发达国家更需要社会凝聚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
换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变化其实都是积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谁也无法一直保持早先那样的时刻备战的团结心态，那毕竟令人不堪重负。正如三十多年前曾有人说过的，“以色列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忍受的地方。假如还有一个犹太国家，我宁愿去那里生活。但是没有。这个以色列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现在，人们觉得无须再忍受下去，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更能照顾到自己感受的以色列？
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以色列的经历并不特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会有（至少应当容许）不同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也的确有权按自己的想像来重塑一个对自身更友好的未来，至于这些不同诉求的合力是摧毁了社会共识、导致崩溃（不是没发生过，例如1979年的伊朗），还是刷新社会价值观（比如1960年代的美国），则要看这个多元社会本身的弹性了。
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成败或许具有超出自身的意义，它将指明：一个面临围困和风险的多元开放社会，能否真正经受得起冲击和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