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和苏联似乎处在了战争边缘。
那年3月，两国爆发了一场致命的边境冲突。克里姆林宫暗示要发动核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毛泽东警告：“谁是在我们头上拉屎，我们得还敬！”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称毛泽东“背信弃义”。莫斯科和北京此前宣称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迅速瓦解。
于是毛泽东主动接触美国——他曾经公开宣称美国为敌人。毛泽东曾经严厉批评美国，称其为美帝国主义，这时突然将尼克松总统称为“世界第一好人”，到了1972年，尼克松出现在北京。这是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地缘政治地震。
如今，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反对美国，普京是习近平的“第一好人”。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其权威因6月瓦格纳准军事组织的流产兵变而受到重创）明智的做法是牢记中国的过往记录。正如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米哈伊尔·卡皮查1982年所说，“中国人与任何人交朋友都不会很久。”
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政治方针植根于一种古老的战略文化，即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让其他国家相互对抗，这些国家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通常被视为蛮夷之地。毛泽东突然转向美国表明，当战略伙伴的作用变弱时，中国的忠诚可以非常迅速地瓦解。
1975年，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耿飚向其他党的领导人解释了转向美国的原因。根据党内会议记录，他说这并不是因为“对美国有什么好感”。“（我们）是利用矛盾，”他指的是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冲突。他还说：“我们可以利用他。”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继续亲近美国，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北极熊”——他这样称呼苏联。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托马斯·沃森看清了这一点，在1980年警告卡特总统，中国人“在到处搞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在采取行动之前把他们绑到我们身边，否则我们可能会后悔”。
就连苏联也警告美国北京不可信。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表示，西方“现在可能对中国抱有欣喜若狂的情绪”，但将会后悔。
中国转向美国后获益匪浅，它获得了西方技术、投资和广阔的美国市场，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飞跃和如今享有的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
但到了1980年代初，邓小平又开始小心翼翼地挑拨蛮夷之地互相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