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评论文章：2023年10月27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猝逝，其人虽已“盖棺”，但其政却难“定论”。至少在人口政策上是不及格的。
李克强在担任常务副总理就负责人口政策。以前普查组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2010年的组长却由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担任。我当时对他充满期待，在《光明观察》发表《人口政策御驾亲征，不能只拎回几只野兔》。
2010年我在《人口政策不如杀出一条血路》中指出：“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可以说已经达成全民共识，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大‘势’已定。应该利用好三个天然台阶（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公开信》30年到期，第六次人口普查，十二五规划），于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如果错过了这些天然的台阶，今后将很被动。”
2010年普查动员了近千万普查员和指导员，直接经费80亿元，间接成本600多亿元，对财力和人力的动员相当于和平年代的一场战争。但是这次普查被彻底报废，导致后面的人口政策很被动。李克强任总理期间，挤牙膏地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成为历史笑话，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他去世时，计划生育仍未废除。
青年潮和政治变革
李克强去世引起了民众的自发哀悼。1976年总理周恩来去世，引发“四五天安门事件”。1989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逝，成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由于这些历史的记忆，一些人期待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将点燃另一场政治运动，中国当局也如临大敌。其实人口、经济结构和政治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北京街头报摊上摆放着北京日报头版报道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2023年10月28日）
15-29岁的青年最有生殖力和经济活力，最有政治热情，最具战斗力。将15-29岁人口比例超过28%称为“青年潮”。香港在1974年开始出现“青年潮”，1980年青年比例高达33%，中位年龄不到26岁，黑社会、反殖民统治、民族主义、保钓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让港英政府不堪其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签署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台湾和韩国的青年比例从1966年的25%上升到1980年代初的32%、31%的高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5%以上，民间力量活跃。经济高速增长，民主热情高涨，民运、学运此起彼伏，两地在1987年完成政治转型，中位年龄只有25岁、26岁。
1964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20岁，青年比例只有23%，1965年开始攀升，是文化大革命的人口学基础。1979年中位年龄只有22岁，青年比例超过28%，民心思变，开始经济改革。但“青年潮”仍然引发了治安危机，中国政府在1983年启动了为时三年的“严打”。1980年代中国是朝气蓬勃，民主热情高涨。1986年全国发生了“学潮”。1989年全国青年比例高达31%，中位年龄不到25岁，发生了“六四事件”。
1989年新疆却没有青年潮，社会相对稳定。维吾尔族在几年后才开始出现“青年潮”，2009年青年比例达到32%，中位年龄不到26岁，爆发了“七五事件”。
李克强去世不会引发政治地震
几十年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政治家“刻舟求剑”式地期望中国重现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然而，事与愿违。2022年11月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也只是半月而止。
中国社会越来越僵化，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第一，1996年“青年潮”就已退潮，2023年青年比例只有17%，中位年龄超过42岁，2040将达52岁；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低到现在的43%（国际社会占60-70%），政府越来越大，社会散沙化。第三，中国政府杯弓蛇影，将一切“小乱”提高到政权安全的高度。
就像45岁以上的妇女难怀孕一样，中位年龄超过40岁、青年比例低于20%的社会是很难实现政治转型的。2019年两百万人参加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部分是因为中位年龄超过44岁，青年比例不到16%，已进入“政治更年期”。
青年的下降本身就降低民主热情，而缺乏挑战权威精神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需要更多考虑家庭安全，在政府和父母的引导下，成为 “小粉红”。老人安于现状，而独生子女的父母还不得不依赖强大的政府提供安全、社保、医保。因此近年中国涌现出一批诸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拥护政府的群众组织。1989年的学生民运组织是青春痘，是可以孕育新生命的标志；而“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等组织是老年斑。青春痘不再，老年斑长在。
老龄化最严重的东北，最拥护政府，东北的今天将是全国的明天。即便中国真出现1990年代俄罗斯那种动荡，庞大的老人很快会拥戴一个普京式的强人来稳定社会。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崩溃。藏族人口在8世纪就开始减少，但其政治制度还延续了一千多年。
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今后将是“小乱不断，大乱没有”。对中国政府来说，需要担心的不是政权安全，而是老龄化和青年比例下降导致的社会僵化和活力丧失。中国当局应该有足够的政治安全感，放松社会管控以增强社会经济活力、提升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