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里来，推开家门的第一时间，徐涵经常是着急忙慌地上厕所，她对妈妈的解释是，在学校里憋了一天。
这是她上初中以来的常有状况。她解释说，班主任会坐在教室后边“全天候”盯着，无论上课或下课。课间十分钟需保持静默，不许说话，想上厕所了才能离开座位。
因此，厕所成为她们的社交场所。如此三年下来，徐涵只交到两个朋友，分别是同桌，以及同桌对桌。
学生在课间时间活动受限的现象，早在2015年就引起热议，人民日报做过学校课间活动变“圈养”的现象的相关报道。
时至今日，课间“圈养”仍未消失。近日，山西晋中一位老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吐槽“课间圈养”：7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
甚至，据媒体报道，有学校出现“高中生要带通行证才能进厕所”的规定。
“课间10分钟，’野’点又何妨”，这句话曾引发学生、家长及公众的共鸣，但是为何难以落地？
“都是人质，不是学生”
坐在教室，如坐针毡。
头顶上的监控摄像头不时旋转，实时进行“移动监测”。上课了，王晨晨不敢轻易“溜号”，到了下课，也不敢和朋友打闹玩笑。因为监控那头，是班主任不知会何时聚焦的双眼。
摄像头在一年前就存在了。高一刚入学，班主任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将摄像头安放在黑板上方。自那以后，他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会实时出现在班主任的手机里。有时，摄像头会突然传出班主任的声音，似是“从天而降”，将王晨晨吓一跳。
在教室里，她得保持警惕，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正在被远程“审视”。教室对面，是班主任的办公室，“常常（看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门口趴着门框瞅我们。”她说。
“上学就像上监狱一样。”
16岁的王晨晨没有想过，此前憧憬的高中生活会被套在“监控”之下。在某社交平台，她用“文科牲”来介绍自己。
一年前，王晨晨考入哈尔滨一所普通高校的文科优班。她觉得大抵是“优班”的缘故，班主任尤其强调学习。以“学习”之名的管制，从教室到课间，再到午休、体育课。
王晨晨不喜欢被限制在座位上，一有机会，她就会往课室外跑。
午饭过后的休息时间，她会和朋友在校道上散步。体育课上，跑圈解散后的自由时间，她会在操场打会儿羽毛球再回教室。但她也因此被班主任找去谈话过几次，责怪她们不在座位上学习。
能自由掌控而不被“谴责”的时间并不多。更多时候，她没有太多选择，就连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也得争分夺秒。
据她观察，老师通常会踏着提前两分钟响起的预备铃进教室，“晚到”的学生极可能被说上两句。若再遇上老师拖堂，实际留给王晨晨的休息时间并不多。有时候，去厕所还是去打水，得来个二选一。
运气好的话，她能扩大课间活动范围，在过道和朋友聊上几句。但不能太大声，否则，办公室会随机出现一位老师出面制止。
有时，管控课间分贝无需老师出手，教室里的摄像头会成为老师进行管理的得力助手。
在高一学生徐涵就读的盖州市某公立中学，教室分贝超过班主任可接受范围时，摄像头会替主人发声“警告”。
摄像头的警报声徐涵并不陌生。她形容那是“哒哒哒”的声音，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皆由班主任控制。长的一次约响20秒，通常会被按响两次，短的则响三五秒，会按五六次。每次警报响起，会哒哒持续约一分钟，时而长短交接，“特别吓人，那一分钟老煎熬了”。
当一个可以随时查看并发出警报的摄像头开启时，一举一动，包括说话音量，都不再任由个人支配。个人行为需要服从于集体，或者说是服从于规训者。
课间和同学交流时，徐涵会下意识压低音量，不是担心影响谁休息，而是害怕惹怒“警报”。
谈笑不能太大声，更别提嬉戏打闹。下课不能在楼道游戏，到操场打羽毛球等体育活动同样不被允许。理由是运动会消耗体力，上课了还得花时间缓冲，迟迟进不去学习状态。
只能照做。徐涵说，没有人敢不听老师的话。不过这样的限制对徐涵来说无伤大雅。现实中，课间并没有太多时间能让她跑到操场去。
除了体育课，能到户外活动的时间是那20分钟的大课间。不过做完操，他们就得回到教室，即使可能还剩10分钟休息时间。徐涵并不认为那是下课。因为回教室后，他们需保持安静，进行自习，待打上课铃后正式上课。
很多限制，并非白纸黑字明确写着“不允许”三个字，但条条框架无形存在。
聊起孩子们的情况时，刘洋和其他家长们会在私下开玩笑说孩子们“都是人质，不是学生”。
她记得，最初被夺去课间自由时，徐涵还不适应，会在回家后向刘洋抱怨，说自己是台机器，不能说话，下了课也只能学习，连同学都不认识。现在，徐涵能在课间说话了，但仍被困在校园里。
一身“毛病”
以安全学习为名义的校园管制，将孩子放置在加厚的安全包装中。包装的手法虽不一致，但结果都是让人透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