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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李克强去世的最大影响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勳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勳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在安徽帮的发展过程,以及元老的提携和团派的背景,因而形成“团派-安徽”的坚实系统,胡锦涛也很自然的启用汪洋、李源潮和李克强作为这一世代的核心。1982年间,李克强在胡锦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两人关係很好,以“锦涛”、“克强”相称。“团派-安徽”的系统也串连起军方系统,万里的儿子万伯翱曾经实际管理中国作家协会,同时与少林将军许世友之子许援朝维持世交,许也曾担任安徽军区司令。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络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三月刚卸任总理李克强上海逝世— 普通话主页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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