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于日前以低于平均寿命之年过世，他与汪洋和李源潮等同世代团派菁英，虽然他个人在政治的“七上八下”成功的安全下庄，却挽回不了万里在2015年过世之后，整个团派以及安徽帮也走进历史。李克强属于胡锦涛一系的团派，他能受到胡锦涛赏识有著安徽和团派的双重因素，同时还隔代承接著部份元老的遗绪。然而，随著主客观的权力结构演变，以及近十年中国公务员系统的改变，人才的选用与流动系统更有利由中央管理，地域性或阶级性的派系已难有作为。
胡锦涛世代的仕途受到邓小平的大力提拔有关，另一位则是认同“改革开放”并且关心民生，有著万大爷尊称的正国级元老万里。在文革结束之后，万里复出于安徽担任第一书记，对于清末以来便相对贫苦的江淮地，区有著不同于左的路线，对于农村问题和农业经济自有看法。他将长子万伯翱送往黄泛区历练之外，自己也抓起安徽的粮食问题，推动包产到户，团派的胡耀邦曾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与“要米粮，找紫阳”并称。
万里在安徽期间在农村问题之外，还带起了汪洋有著安徽历练工作的团派，并且也对安徽出身的胡锦涛深为肯定，直到胡锦涛入西藏仍受到万里的指点，因此在2015年万里的葬礼上可见到胡锦涛真挚的身影。万里对胡耀邦的同情也反映在“六四”，当时只有习仲勳对处理意见与其他人相左，由于当时万里外访美国和加拿大，回程时被迫停留上海表态，中国政局的未来可能有所不同。最后万里以己为谋，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习仲勳则以是在深圳兰园引退，将希望放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一世代。
企业界方面，基于徽商传统情谊与身分建构，安徽人脉网络自清末的胡雪岩以来便自成一格，同时也让“团派-安徽”能与面向海外且富庶的浙江连成一气，直到胡锦涛执政时期成为另一股商业力量，在当时的上海帮之外自有天地。然而，有别于上海帮得到交通大学系统的技术官僚支持，“团派-安徽”则较为保守，而且缺乏外交与学术领域的光鲜外表，因此较倾向于自我保护，这也使得系统性贪腐容易发生，而且更容易被主政者视为小团体。
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团派的历练相当于企业储备经理人，并不是董事会接班人，这样的小团体若是越为坚实，自然威胁了政治权力，更何况中共的天下并不是他们的父辈打下，在万里过世之后，若只依靠“团派”自身的力量，在斗争的层次也低了干部子弟一个层级。随著中国公务员系统梯队的来源扩大，也从下而上的排挤团派的空间，对于能在高考脱颖而出，并且层层过关进入政府系统的公务员而言，他们也不愿乐见中层干部被特定团体垄断，由上而下的推倒团派系统自然能让他们受益，同时反映在近几年党建工作上的参与和积极程度。
今日仍平安的“团派-安徽”系统不是左迁，就是退居全国政协的位置。被视为“小胡”的胡春华从中央政治局委员，被降级为中央委员是最为显著的案例；曾任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是李克强的心腹，现任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样也不具备任何实权；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黑龙江省长，以及自然资源部部长的陆昊，则调任组织规模更小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国家质检总局副主任秦宜智被贬谪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更是直接从侍郎降为郎中。安徽出身，前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之子，陆军副司令员尤海涛，则转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另一方面，随著李尚福的去职，军中已无其他级干部子弟位列上将，即使他的李绍珠与习仲勋同样参与“抗美援朝”的工作，两代世交也无从挽救。而今只有由陆军转人民武警上将王春宁是干部子弟身分，他是前南京军区政委王永明之子，曾多次防范大内的危难，因此有功在身。在“团派-安徽”和干部子弟土崩瓦解之计，中共内部已无有能力集结的潜在政治菁英群体，随著公务员梯队的升迁之路大开，党政人员的选拔也更具多样性，陈吉宁这样留洋而无背景者也能被任用。
展望下个五年任期，随著中共各个派系的脉络瓦解，新一代多元多地域的成员形成“众星拱月”之局，更有利于持续巩固执政的“习核心”，恐怕才是李克强去世最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