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4日德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微博，是一个节点事件。
这则微博对“那些头像里处心积虑地将国旗与纳粹符号相结合的人”，使用了“无知的蠢货”“无耻的混蛋”这样的词汇，并使用了“永久屏蔽”这样的措施。
一个驻华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的忍耐接近极限，一种新的社会气候正在诞生。
它很不寻常。
一个月前，9月18日，德国驻华大使馆还发布了一条微博，为删除一条评论而认真解释，并试图和网友讲道理：“如果大家不写这样的评论就更好了。”
那时，网友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安。
评论区里，暴力、仇恨言论令人诧愕。
在10月23日，或许是为了自我鼓励，德国大使馆详细引用了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两段话：
“我未曾想过会不得不经历我们所处的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没有它，书籍的世界就不会存在——受到反动、专制、民粹、煽动、一知半解、自恋和漠不关心的声音的全方位攻击。在这个时代，教育机构和图书馆面临审查和敌对，极端主义宗教和偏执意识形态开始侵入生活中不该侵入的领域。”
“而当言论自由以如此多的方式被滥用，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当以全新的热情继续去做我们一直以来必须做的事：
用更好的言论回击糟糕的言论；用更佳的叙事对抗错误的叙事；用爱回应仇恨；即便在谎言横行的时代，也不要放弃真相终将获胜的希望。
我们必须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并尽可能广义地定义它。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捍卫自由的言论，哪怕它冒犯到我们，因为否则根本就谈不上捍卫言论自由。”
但这段两段话似乎并未治愈德国驻华大使馆的运营者，次日，他们还是情绪爆发了。
萨尔曼·拉什迪在1989年出版了《撒旦诗篇》，随后，**国大佬****·霍**呼吁对拉什迪执行谋杀。拉什迪在警方保护下继续写作，2022年八月，他在一次演讲中遇袭，从此一只眼睛失明。
时间往前推，推到8年前，局面截然相反。
2015年9月，我的一位同事采访了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使馆新闻和公共传播处副处长巴德（Nikolas Bader）对我的同事说：“我们分析了媒体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声，需要和人们更好地互动。”“粉丝的忠诚度、文章的阅读率、互动频率等等都是我们的目标。”
当时，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在1年内获得9万人关注。“论一群德国人的自我修养”、“东德和西德如何相互吐槽”；“一部《食品法》两公斤，德国食品安全重几何？”“800万德国人口，130万消防队员”……虽然是讲德国的事，但从他们所发的内容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大使馆迫切想和中国普通人建立联系。
那次访问，同事提问时提到了极端言论。对此，巴德回答时很有些感叹：“我们挺幸运的”。“和其他国家相比，挑剔的中国网民对德国的好感度可以说相当之高。德国驻华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很少会遇到一边倒的批评或极端言论。”
同事继续追问：对于恶意的或者极端的评论，会删除吗？
“当然不会，我们很乐于听到不同意见。”巴德说，他们不会删帖或者删除评论。“如果是批评性的或者提出问题，我们会回复；但如果是一些极端的、恶意的评论，我们不会去理会，忽略就好了。”
德国大使馆德国信息中心主任骆安生也回答说：“即使有批评和骂声，我也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我觉得，与网友进行互动已经是一种成功。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评论都是喝彩。我们会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对待评论，和我们的粉丝联系，提供更多的事实帮助消除误解。”
时间来到2023年，沧海桑田，最初的畅想已然崩塌。
回看那次采访中的自如与从容，我们更能理解他们今天在微博上写出“永远屏蔽”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那时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社交媒体上很少有极端评论，如今评论区的极端言论却多如牛毛？为什么那时已经挑剔的中国网民对德国的好感度相当高，如今却是字字挑剔，处处针对？
这个问题，信息含量很大。
在10月24日这个微博之后，事情的走向将会如何演变？我很有些担忧。
想起另一位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
我大学生活是在武汉度过的，当时听说过他的故事。1984年，65岁的格里希来到武汉柴油机厂当技术顾问，他是一位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且有过多年厂长经验。据说，眼前的现状令这位完美主义者很受折磨：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 、浪费严重。“德国人生产的柴油机可以放在办公室红地毯上工作，不影响隔壁房间人办公，而武柴制造的柴油机，噪声远播，油迹溅洒数米外。”
他用半个月时间，调查每道生产工序，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咨询意见，提了上百条合理化建议，但并未引起厂领导重视。“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他很是激动。
当时的武汉市领导听说后，果断地说：何不请格里希先生当厂长？于是，中国国有企业第一位“洋厂长”出现了。
格里希的任期是两年，他大幅提升了柴油机厂的管理水准，到第二年，产品废品率、整机清洁度大幅下降，产品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8000小时，出口创汇超过百万美元。“我不愿把我的知识和技术带到坟墓里去，希望它们能对中国有所贡献，让中国农民花同样多的钱，能买到更好的农业机械。”
格里希的贡献不止于改造一个国企，而是冲击了社会思想观念。他一度成为国际社会观望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1986年，格里希先生获得绿卡，成为中国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曾经五次接见格里希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姚依林说，“我们不是把你当普通的厂长，而是把你当成西方文明的使者来对待。”
正在检查部件质量的格里希（新华社记者刘澄清摄）
我注意到，当年有资料说：格里希建立了一丝不苟的质量管理制度，经常巡视，但却无法得到一些的工人理解，有人在车间门口放哨，格里希一来，就喊“鬼子进村了。"
如果1984年有社交媒体，评论区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
我想请朋友们注意的是，格里希先生并非凭空跳出的，而是有漫长的铺垫。
最先是1978年，德国克虏伯工业技术公司等公司组成一个财团，在武汉投建了一个冷轧钢厂。建厂需要一批德国工程师，为了安顿这些工程师的家眷，德方获准在武汉办了一所德国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克劳斯发现，这些工程师大部分来自德国钢城杜伊斯堡，而杜伊斯堡与武汉有诸多相似之处，便写信给时任武汉市长黎智，建议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随后又回国促成。于是，1982年，武汉和杜伊斯堡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各个领域合作密切展开，这之后，1984年，杜伊斯堡向武汉派出一批技术专家。这一批专家里，包括格里希。
因此，如果没有之前6年无猜疑合作所建立的友好气氛，不可能有1984年的大批专家到来，也不可能出现“第一个洋厂长”格里希。如果这6年里的任何一个节点出现了中断，趋势都可能转向。在格里希到来之后，没有上层的保驾护航，他也难以坚持。
2022年，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额达到115亿欧元，在整个欧洲对华直接投资中，德国所占份额从前年的46%提升至52%。
简言之，德国是中国在欧洲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重要的投资目的地。这来之不易。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2023年9月21日报道说：尽管德国政府和布鲁塞尔方面一直向德国企业巨头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对中国的所谓风险敞口，但像西门子、巴斯夫、大众、奔驰、宝马等诸多德企巨头顶住了政府不断增大的压力，争相继续增加在华投资，尽全力保护中国市场份额不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对于国际合作而言，社会气候一直很重要——人们需要由此判断未来，而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尤其重要。
在一波波极端言论冲击下，本来可能到来的新的那位“格里希”，还会不会来？
今天的武汉市，还有格里希的塑像，但如果格里希再来中国担任专家，是否仍然会有支持他大刀阔斧的友好氛围？
即便是格里希带来的改变，也是脆弱的。在格里希离任回德国之后，武汉柴油机厂又逐步退回原样，他打破铁饭碗的结构工资制被取消，他最重视的质检人员团队，虽然依然穿着格里希发的红衣服，却变得有名无实——不仅不再拥有否决权，质检意见更被斥为“不听话”，于是，不合格产品又大量出现。
1993年，73岁的格里希又来武柴探望，他拿出磁头检查棒伸进缸体孔道探测，发现未清除干净的铁粉，用放大镜检查齿轮上的光洁度，发现波纹 ……这个一度点燃希望之火、聚焦全国目光的国企大厂走向亏损，并在2004年最终消散。
格里希塑像，在武汉
改变、提升，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偏偏每一次机会的出现都极为艰难，有时，她出现了，却在刹那间失去踪影。所以，至今，武汉依然有“愧对格里希”的声音。他们说格里希提出的方案都是对的，但太超前而不被现实接纳：
“格里希是一只早叫的洋公鸡”。
那么，有没有可能，今天也有一只洋公鸡在叫呢？
在如今局势下，中德之间加大经贸和社会联系，对我们国家上上下下，都有重大利好。网友大多是年轻人，对于年轻人来说，外贸与投资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力强弱与就业岗位多少。
对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环球时报》前总编、现退休干部、千万粉丝级微博大V胡锡进展开评论：
“德国驻华使馆很可能是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如此爆粗口的外国大使馆。”
“德国使馆这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撒泼，骂部分中国网民‘蠢货’‘混蛋’，表现出的是该使馆一种集体不文明，缺教养，他们这样做拉低的是德国的国格。”
胡总编起了头之后，后面许多大V也迅速跟进了。
我从来不评价胡总编，但今天我破例要说：这个评论不合适。从公共表达规范来说，胡总编的评论将原博中到评论区发表极端言论的人替换为“中国人”，然后将微博言论替换为“使馆集体”，进而上升到国家高度，指责对方“集体不文明、缺教养，拉低国格”——这是一种传播上的概念替换，社会底层情绪很容易因此被挑动，但于国于民，并无助益。
如果我们倾向于理性，就很难赞同动不动就绑架全体中国人的做法。比如，抗日战争中，任何对汉奸汪伪的抨击，都会得到有良知的中国人的赞同，抨击他们不等于抨击中国人全体，反而是在帮助中国。
二战之后，德国经历了彻底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德国对华友好，许多格里希这样的德国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追赶世界的脚步。即便是二战期间，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了众多中国难民的拉贝先生，也是一位德国人。拉贝先生、格里希先生，以及许许多多这样的德国人，值得我们永远感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没有国家间的理由，去仇恨今天的德国。
相反，作为长期忍受网络暴力言论的人，我能理解德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运营团队的情绪波动与爆发。这是一种反弹，那则微博中最重要的是这句话：“德国很不幸经历过纳粹主义肆虐的年代，我们深知那意味着什么。”
只有真正反思过，才会真正在乎。
经受了长期的极端言论冲击之后，这个运营团队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担忧。如果他们最后不堪重负退出中文互联网圈，我也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使馆而言，如果苦心经营的社交媒体不能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又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呢？毕竟，在一个现代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外交团队，会以促进两国国民间的仇恨为己任呢？
写这篇文章，有些犹豫，因为一定会引来批量攻击言论，但我想，在一种新的社会气候形成过程中，相比平静，更为重要的是保持诚实。
我们离诚实越近，就离仇恨越远。
愿国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