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伴随着iPhone15的发布，苹果官网上一位留有黑色长辫的专家客服，莫名登上了微博热搜。有网友认为这位客服“留辫子+眯眯眼”的形象让人感到“不适”，并引发大家猜测这是苹果公司基于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进而上升“辱华”的高度。
随后，多家媒体从苹果方面获悉，这位专家客服其实是一位印第安裔员工，并且这张照片并非只存在于中国官网，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网页也用了同一张照片。
本以为这场乌龙就到此为止，社交媒体上的批评仍未停息。
CGTN驻美记者韩鹏便发微博称，即使这位专家客服是印第安裔，但“留辫子+眯眯眼”的辱华符号依然成立，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你不说，对方就当不存在……作为中国消费者，凭什么看着一个疑似对我 ‘眯眯眼’ ‘留辫子’ 的网站，还不许说了？”
确认侮辱性的门槛在快速降低。从蓄意作出拉长眼角的手势具有侮辱性，到选择特定长相的模特搭配筷子等中国要素具有侮辱性，再到纯粹制作出特定形象的动画人物具有侮辱性。如今则是一张印第安裔的照片被抽取符号后也产生了侮辱性，几乎已经到了不可能再继续下降的地步。
人都不喜欢“被歧视”和“被侮辱”，但当下的舆论似乎格外“渴望”着歧视事件的出现。在本文中，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试图解释，在泛化的歧视指控背后，其动力源于人们对于纪律的渴望，“反歧视”不过是纪律的子类。而面对一场接一场的纪律发明比赛，普通人的言行也必将一层又一层地被权力和民意从日常中剥离，进入处罚与警示的范畴。
01
就算是印第安裔，“辱华”也依然成立？
即便在主流舆论中，如今依然认为这件事涉及“辱华”的声音也不多了，大多接受这就是一场乌龙。但依然有不少人主张，在有官方证据证明那位客服是美国印第安裔原住民之前，网上的声讨其实是无可指摘的。其中的道理有两点
第一，苹果是一个商业企业，网友都是潜在的消费者，消费者对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有表达不满的权利。第二，其他有色人种感觉自己被歧视，都可以发声并指责，为何我们不可以？这里唯一的问题是一个“事实”的错误，即那位客服并不是一个亚裔，而非态度和观点的错误，因此，面对可能的歧视，为什么不可以大声喊出来？
从法律的意义上，本着言论自由的角度，网友们的疑惑、愤怒、猜测，只要不过于逾矩，都不应该受到限制和惩罚。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伦理意义上的边界，而非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这个道理简单的像是废话一样，但却值得提出来。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我非常不喜欢红色，但我家附近新开的一间餐厅刚好全是红色的桌椅，我进去用餐后非常生气，并在朋友圈表达，并发誓我再也不会去这家餐厅吃饭了，其他人看到至多认为我的偏好有点怪异，说不上我这样做道德不道德。但如果我非常生气，认为这间餐厅采用这么离经叛道的颜色做装饰，根本就是挑衅消费者，我要让工商局介入惩戒，观者是否会感受到一些别样的疑惑和困扰？前者涉及道理的争论与自我选择，后者涉及公共权力的介入与惩罚，这是一个本应该非常明显的界限，但在这里却混淆了。
人有一般言论评价的自由，是不是消费者其实都可以讲，这种批评和评价的权力不需要消费者身份赋予。但提出一种“权利诉求”，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的不爽”作为“一般评价”，和“需要权力关照的我的不爽”作为“权利诉求”，本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在这里却混为一谈。
作为消费者，当我们在说“消费者的权利”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一种“法律身份”，而消费者的“法律权利”是有边界的，一家餐厅要对消费者所肩负的法律责任也是有限的。食品不安全要受罚，但服务员好看不好看，装修是不是符合品位，则完全不在消费者可以主张的范围内。
因此我是消费者，我对企业说什么都行，听上去满有道理。但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如果你就是“一般评价”，不管是不是消费者，你都可以说，说什么都行。但如果针对企业“权利诉求”，即希望造成一种强制力的主张，则只有真正的消费者，且只针对企业的“法律责任”，才有足够的合理性。
回到网友质疑苹果“辱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更多分析这种混淆。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近些年在社交媒体上频发的“互联网法庭”。短时间内集聚的大量负面声音，足以让企业为了避免影响“商誉”而“唾面自干”以平息怒火。公众的情绪和偏好在互联网被无限放大，成为一种“易燃易爆炸”的全新风险。
当然另一方面，这对一些企业而言也是机会，和其产品与质量毫无关系的事件，甚至可以为企业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声誉和营业额，不过这并不能持续。2021年，某服装品牌便收获了这样的红利，但两年后一切都已归零。因此，这种混淆对企业仍是好处少，坏处多，就像互联网上的公共舆论本就对负面信息敏感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事难出门，坏事传万里”。
但我更想指出的是第二种混淆，也是造成当下舆论风声鹤唳的主要原因，即“一般言行”被纳入了“法律惩罚”的范围，驱动这种惩罚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不过这一点我就不做过多的展开，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所以网友指责苹果“辱华”，远不是一个”消费者维护权利“的事件。
此种混淆会成为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的背景，尤其是理解我们所面对的现象与一贯谈及的“过度政治正确”之间的差异，后者似乎是关于“矫枉是否需要过正”的一种探讨，而我们面对的混淆则并不涉及“矫枉过正”，因为在这里，恐怕关注点并不在“枉”而在“矫”，互联网明显对“矫”有偏爱，爱看塌房，看出事儿，看翻车。“枉”在哪里并不重要。
电影《浪潮》
02
不是“反歧视”，而是“发明新纪律”
从“消费者”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种混淆。现在我们可以谈及那个“被歧视就要大声说出来”的话题了，这同样是一个听上去绝对正确的命题。但经过对上面对于“混淆”的分辨，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找到真实的命题，不是“被歧视就要大声说”，而是“被歧视就要大声要求强制力惩罚”。
这里的话题其实并不是“反歧视”，就像一个贪官无法真诚的主张反贪，一个习惯于歧视他人的人，我们也很难想象他会真的“反歧视”。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个偷工减料、添加各种食用香精的饭店从业者，自己吃饭的时候却很小心地不摄入添加剂，他并不关心食品添加剂的问题，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健康。你甚至可以想象这样的人会额外关心自己的健康，如果智识水平不够，可能还会相信很多关于健康的谣言，以至于那些其实没有危害的添加剂，他也会避免摄入。
所以在这里讨论“歧视”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谈及的人并不真正的关心“反歧视”，这里的“歧视”更像是他所认为的“被伤害”，他反对的就是对他的“伤害”，所以上面的话变成了，“感到被伤害就要大声要求强制力惩罚”。
而什么是“伤害”呢？在这个语境下是高度建构性和任意性的，尤其当这种伤害指向所谓情感和尊严，我想这与最近的《治安处罚法》修法带来的担忧是同样的。每一次巨大争议，其实都在发明或强化一种“伤害”的范式，上一次是“小眼睛”，这一次是“辫子”，这几乎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规则设定，而不依赖真正唤起听者的负面感受。在互联网上，什么规则可以浮现呢？则是那种引发了大量共鸣和讨论的规则，也就是上面说的“大声”，这是一种中国网民的信念，只要舆情够大，权力部门就会介入，这也是真的。所以那前半句话：“感到被伤害就要大声要求强制力惩罚”的重心其实在“大声”，有时甚至可能很荒唐。
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发源于小红书的，最初被人嘲笑的案例：因为自己男友不熟悉一些主旋律歌曲的歌词，因而对其有非常严重的怀疑。这个可笑的案例传播得太广，进而现在“对歌词”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规则”，只要对于大多数人认为“耳熟能详”歌曲不熟悉或不知晓，这个人就是潜在的间谍，甚至举报查证ta就变得合理。
到这了，你可以理解，人们甚至要的不是“反伤害”，因为所有这些并不会对他们的情感和人格造成实际伤害，人们喜欢的是“发明规则”，或者说的更明白，“发明新纪律”。所以上面那句话其实是“感到一种纪律的违背，就要大声要求强制力惩罚并固化这个纪律”。
电影《雄狮少年》
03
人人都是“纪律委员”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反复复言说着“服从”，并希望“服从”能产生一种新的“自由”。在他的意思中，如果人服从于自己创造的纪律，并将这种纪律作为“公意”强加于他人，这就是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了。在社会环境下，这几乎是人唯一可以想象的自由。因为对卢梭而言，社会是“恶”的，违反人的自然天性。这种极具张力和扭曲的“纪律中的自由”就被发明出来，成为我们身体力行的文化。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纪律发明比赛，而“歧视”不过是一个词汇，这是一种纪律的分类，是“歧视”，是“中伤”，是“偏见”，是“恶意”都没关系，是什么负面词汇都可以，其下都有各式各样的纪律在不断推陈出新。其实爱纪律没有那么难以理解，纪律意味着公平，纪律在限制可能的伤害者、小人、害群之马。纪律塑造着压抑，但却似乎带来安全和公平的环境，它让人难受，但至少让人平等的难受。对很多人而言，这好过于让人自由，但却享受天壤之别的自由。
所以我们从一个荒唐的“歧视宣告”走到了这里，就明白这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甚至不是很多人说的，这是一种反向的歧视——歧视印第安人，或者这是一种外貌歧视。人们真正关心的东西，不是歧视，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被突破边界的惩罚，塑造纪律性。这次不成功，还有下一次，人们渴望更多纪律的出现，更严格纪律的出现。
一般文章写到这里，需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处境，并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得老实说，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我也很想很浪漫主义地说，每个人自己自由的生活，尽可能完成自己外在的或内心的自由，就是解决的方法。这话听上去挺美的，但实际不是如此，纪律之所以是纪律，就在于其是刚性的，这里没有可以被轻轻松松忽略的空间。
但我们至少定位了问题，那么这些纪律就成为了表征，至少我们也明白关于“歧视”标准和“谁是真歧视”的争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真正的公平到来之前，一个不断沉迷于新纪律的环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